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了，看着现在热火朝天的复习场面，想起自己在高考的时候。最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重新提起自己的高三，也许这是一种创伤吧，得志者不会有多少快乐，失意者更是不愿重提往事。不管怎样，还是祝愿高考的学子们考场如意，同时别忘了学习乃是一生的事，保重身体。关掉了音乐播放器的自动播放功能，自己喜欢的音乐别人不一定喜欢，如果您喜欢听，自己按一下播放按钮，可以选择音乐播放。
与老子对言说的局限的洞若观火相对，在人类早期就开始语言文字崇拜，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传说仓颉造字，天地震惊-“天雨粟，鬼夜哭”，这早在战国时期就十分流行的传说，道出了中华先民对文字的无限崇拜。无独有偶，西方的上帝是通过言说来创造天地万物的；圣经里还有一则传说，造巴比伦塔通天塔时候，上帝打乱了人类的语言，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类再也没能造成通往天国之塔，这两则故事同样宣示了西方人的语言崇拜。如果说这其中有所不同，只不过是中国人崇拜更多是文字，而西方人崇拜更多的是语言，没有很大的区别。
秦始皇统一文字，作为文化统一的象征。作为汉朝文学成就的主要体现，汉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汉朝人的文字崇拜倾向，为了准确描述，它在铺陈叙事之中使用了大量汉朝人自己制造的文字，这些文字到今天大部分已经为历史所湮没。此后的朝代，或以编撰诸如《永乐大典》的类书、康熙字典式的字典来炫耀统治的高度，或以文字狱的方式来抹杀政敌在言说意义上的存在。陈水扁在任上一直忙乎什么？无非就是在言说意义上抹去什么或建立什么。
尼采说：“上帝疯了！”上帝说：“尼采才疯了！”相互攻击或相互角逐仍然脱不出言说的范畴。人类全部的努力全部的追求，权力也好，金钱也罢，“要留清白在人间”也好最多也只是要在时间空间的生存意义上多出一个维度：言说意义上的存在。看透了这一点，人生就容易超脱，超脱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李叔同是一种选择，陶渊明是一种选择，路易十六怕也是一种选择。
老子在黑暗里在向我们微笑。
秦始皇统一文字，作为文化统一的象征。作为汉朝文学成就的主要体现，汉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汉朝人的文字崇拜倾向，为了准确描述，它在铺陈叙事之中使用了大量汉朝人自己制造的文字，这些文字到今天大部分已经为历史所湮没。此后的朝代，或以编撰诸如《永乐大典》的类书、康熙字典式的字典来炫耀统治的高度，或以文字狱的方式来抹杀政敌在言说意义上的存在。陈水扁在任上一直忙乎什么？无非就是在言说意义上抹去什么或建立什么。
尼采说：“上帝疯了！”上帝说：“尼采才疯了！”相互攻击或相互角逐仍然脱不出言说的范畴。人类全部的努力全部的追求，权力也好，金钱也罢，“要留清白在人间”也好最多也只是要在时间空间的生存意义上多出一个维度：言说意义上的存在。看透了这一点，人生就容易超脱，超脱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李叔同是一种选择，陶渊明是一种选择，路易十六怕也是一种选择。
老子在黑暗里在向我们微笑。
道是什么？也许老子心里很清楚，也许他也是“浑浑然”。至少以今天的眼光看，“道”的确很难界定，不管是汉学家还是传教士，都没能十分准确地将它传达给别的民族。其实，从古到今，又有多少人说的清，孔子的“道”庄子的“道”乃至后来道教之“道”，谁又能说得清其中的区别？也许“道”本身就是混沌的，离开这个混沌，“道”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道”应该是不可言说的，正因如此，在那个传说里老子是被迫才写下这5000字的。所以老子在开篇的时候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句话已经宣告了言语的徒劳。宇宙本质具有混沌的特性，人类却只能通过语言去探寻它，而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道教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阴阳学说上，反而是禅宗继承了这一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言说之中透露了不可言说的玄机。如果说老子的言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慧能的言说就是对不言说的自觉。
以历史而言，我不相信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不相信历史只是遵循着某一条不可逆转的线索在连续的前进。“前进”在这里，不是时间或空间概念上的，而是指在这条人们主观的“线索”上的。如果历史也可以切割，那么在历史的横截面上当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个元素都是这个历史的组成部分，绝对不分王侯将相和平头百姓。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言说的结果，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不管是春秋还是史记。“成王败寇”，“王”们掌握了言说的权力，于是别的那些原本可能成为王的人们，便只能叫做“寇”，这就有了言说意义上的历史。
我们不难想像，如果历史也有本相的话，它离上文所说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如果要通过言说去掌握本相，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又何尝不是在做这种蠢事呢？慧能们看了这篇废话，肯定要给我一棒，大喝一声：“醒来！”
这句话已经宣告了言语的徒劳。宇宙本质具有混沌的特性，人类却只能通过语言去探寻它，而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道教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阴阳学说上，反而是禅宗继承了这一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言说之中透露了不可言说的玄机。如果说老子的言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慧能的言说就是对不言说的自觉。
以历史而言，我不相信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不相信历史只是遵循着某一条不可逆转的线索在连续的前进。“前进”在这里，不是时间或空间概念上的，而是指在这条人们主观的“线索”上的。如果历史也可以切割，那么在历史的横截面上当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个元素都是这个历史的组成部分，绝对不分王侯将相和平头百姓。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言说的结果，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不管是春秋还是史记。“成王败寇”，“王”们掌握了言说的权力，于是别的那些原本可能成为王的人们，便只能叫做“寇”，这就有了言说意义上的历史。
我们不难想像，如果历史也有本相的话，它离上文所说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如果要通过言说去掌握本相，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又何尝不是在做这种蠢事呢？慧能们看了这篇废话，肯定要给我一棒，大喝一声：“醒来！”
把酒论今古。和“把酒话桑麻”一个意思。陶渊明当年住在南山脚下﹐此刻的论者看不到南山﹐抬头所见﹐一片湛蓝的天空。时而飞机驶过﹐时而鸟儿啁啾。贝赛﹐纽约的郊外。
其实并不会饮杯﹐不过是想借酒而论。
其实也不算是论﹐这个“论”字总让人想到学术。
人说一喝酒就得论英雄。好在这个论者的酒杯是空的﹐所以不定非得拿英雄来下酒。
一个亮晶晶的空酒杯﹐举起来﹐照见了人们常说的历史。这历史好象确实没有年代﹐但歪歪斜斜地写着的﹐就是“吃人”俩个字？
看看手里的空酒杯。
没有文字。历史不是由文字来书写的。文字里的历史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推开窗子﹐看一眼空空荡荡的贝赛街道。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了中文写作。不是说好了不再使用现代白话文的﹖已经与朋友达成共识﹕暴力语言是用刀枪说话的行为方式﹐语言暴力是把语言变成刀和枪。现代白话文早已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于是对自己承诺﹐放弃现代白话文写作。
让语言回到没有暴力的年代﹐那年代没有历史。历史从来就是个可疑的家伙。
走在贝赛的街道上。车辆沙沙而过﹐互不相扰。一个美国男子也在漫步﹐但他走在马路对面。同样的不紧不慢。
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写过的一句话﹕在河的两岸同时行走。一面论今古﹐一面上计算机。河的这一边是象形文字﹐河的那一边是拼音文字。
很想朝对面走着的拼音文字招招手儿﹐可又怕打搅他人的宁静。还是对自己说一声哈啰吧。哈啰﹐活得怎么样﹖哈啰﹐一团乱线好象理出了头绪。彼岸的那个就这么回答此岸这个。
几乎同时走到街道尽头﹐拼音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象形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此刻﹐历史仅在于这么一点点区别上。
要是拼音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象形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呢﹖这﹐是完全可能的。
人本来是活在可能性里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才被推入历史。也有自己掉进去的。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写作﹐是不是又重新掉进了历史。
经过一块清馨的芳草地时﹐曾站下做过一次深呼吸。这当然不定管用。
还是做个旁观者。旁观自己﹐也旁观历史。观者的方式是观照的方式。观照是全息的﹐观照消解文字﹐观照让历史从文字背后走出来。
观照直抵心灵。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心灵的观照是什么时候被遗忘的﹖
走到一条岔路口。这里有很多条路交叉﹐宛如无数种可能性﹐各自通向不同的远方。其中一条叫做乌托邦。
突然想起不知多少年前﹐在一个不今不古的城市里﹐撞见一个胡同﹐标号﹐干棉花。
乌托邦让人想起思想家﹐干棉花提醒人们温饱。人们早已习惯了用头脑编造历史﹐或者凭感官胡涂乱抹欲望﹐然后声称这就是历史。哲学家总结说﹕恶是历史的杠杆。暴动家补充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思想家在火车头上如此标画历史﹕石器﹐铁器﹐蒸汽机。算不算计算器﹖计算器时代的人们﹐还会相信这样的历史么﹖据说这样的历史以吃饭穿衣为基础。
吃个汉堡包吧。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交响乐进入了最后的乐章。一路听着拉赫马尼诺夫﹐一面在中文写作和英文试题之间徘徊不已。要么左右为难﹐要么左右逢源﹐两者必居其一。
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
酒杯是空的。刚刚读过的小说﹐却让人感觉象是喝了杯烈酒。开始还以为是杯清茶。作者以心命名﹐可见不是个为感官和头脑所苦之人。在一块不可能长出花草的土地上﹐一支鲜花竟然从墙缝里悄悄地绽放了出来。如泣如诉。有人说象肖邦的钢琴﹐宛如晶莹的晨露。
现代白话文曙光初现﹐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作家笔下。
清晨的阳光﹐让人充满希望。空气也格外新鲜。但是﹐被文字覆盖的历史﹐却如何重见天日﹖
孔子编历史还知道应该小心翼翼﹐司马迁却因为身体受到了伤害﹐一气之下﹐把历史扔进了文学的想象。编历史开始了说故事的传统。后来又从这传统里生出了演义。自从有了演义﹐司马迁靠边了﹐孔子因为微言大义而成了微言大义。
春秋是什么意思﹖
谁都不知道。大家不约而同地溜进《三国演义》﹐这里当然要轻松多了﹐就象躺在妓院里一样。妓院和《三国演义》都是出自男人的需要﹐解决男人的问题。中国男人在网络上交流嫖妓﹐跟《三国演义》说书人的口气一模一样。
美人﹐江山﹐想变得伟大的男人毕生追逐。江山如此多娇﹐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于是揭竿而起﹐于是安定团结﹐颠来倒去无非就是为了这个。与其说是历史规律﹐不如说是权谋心计。
从演义里来﹐到演义里去。
酒杯是空的。历史是空的。
历史可以变成空间。闵可夫斯基的坐标轻轻一转﹐转出了爱因斯坦的四维时空。
历史没有长度﹐历史只有变化。空间的距离﹐有时仅仅是因为视力的问题。当然还有光线问题﹐比如硝烟弥漫﹐比如云雾缭绕。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当然不是光线问题。
到了美国的汉唐人﹐再爱汉唐的也不得不承认﹐天空是人家的蓝﹐月亮也是人家的圆。这﹐绝对是光线问题。
历史没有长度﹐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仅仅一步之遥。就象二颗美丽的星辰。
历史真的没有长度。翻过去是前朝﹐翻过来是今朝。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页而已。就那点权谋﹐竟然被夸张成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还会有二十七史么？应该不会有了。
历史的确没有长度。从孔子到曾国藩﹐不过是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同一个地点。
喜欢孔子。在老子眼里也许天真了﹐在庄子看来过于入世。但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老庄是前者﹐孔子是后者。到了曾国藩﹐变成不得不为。就象苏格拉底﹐那杯毒药是不能不喝的。想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得具备喝毒药的勇气。地藏菩萨说得更彻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年﹐领袖和精英只要有一个站出来喝毒药﹐历史就会不一样。在马克思收到的死亡报告上﹐陈列着的全都是年轻无辜的生命。一个领袖都没死，一个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由此成了在下永远的痛，一如美国从来就是在下永远的爱。
一群孩子在阳光下欢天喜地地奔跑﹐蓝天白云﹐无忧无虑。孔子是个大孩子﹐只是他奔波得风尘仆仆﹐奔波得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往往是孩子在成长的标记。
第二次走进河流时﹐孔子已经长大了﹐改名曾国藩。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时空坐标微微一转﹐人物场景便别有洞天。谁能想到﹐当年周武王的失之毫厘﹐到了秦始皇竟然差之千里。这也是伯夷叔齐之所以不食周粟的原因。
伯夷叔齐早就看到了。
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坐标﹐是个美丽的坐标。它的美丽在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最多只能想见三维坐标在空间里的转动。这已经相当优美。《伊里亚特》中的海伦就是一个三维坐标﹐她美在人们的想象里。
许多历史学家的不幸﹐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地生活在平面上。
整个人类的不幸﹐在于不得不使用语言。语言是平面的。再优美的语言也是平面的。
维特根斯坦说﹕在无法言说的事物面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老子出关时被逼着才写下《道德经》。
从三维递进到四维。人类的全部努力﹐只是想提升一个维度。
这才是历史。这才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互相残杀不是历史。一帮人推翻另一帮人﹐更不是历史。
酒杯是空的。在三维世界里装满的酒杯﹐到了四维世界里就空掉了。
历史是空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人类滞留在平面上﹐或者辗转在二维和三维之间。爱舍尔绘画里那条从二维向三维挣扎的龙﹐写照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什么叫做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什以叫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轻轻地﹐轻轻地转一转那个时空坐标﹐就会找到答案。
今天天气真好。但就是来得太突然。昨天还是冰天雪地﹐此刻怎么就赤日炎炎了﹖就在这里坐下吧﹐一片清馨的芳草地。
孩子们在奔跑。
仰面躺下﹐湛蓝的天空。翻过身来﹐一缕清香。草尖上还留着晶莹的露珠。肖邦的钢琴曲。音乐是四维的﹐甚至更高﹐更深邃。嵇康在临刑前选择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风度﹐这更象是一种出走方式﹐如同老子出关一样。西藏的一个喇嘛﹐在被红卫兵捉去批斗时﹐也是通过音乐出走的。喇嘛比嵇康还朴实﹐不是弹奏《广陵散》﹐而是坐在马背上唱歌﹐入定﹐走人。
肖邦的钢琴﹐也能让人出走？
躺在草地上感觉到的不是肖邦﹐而是莫扎特。莫扎特的Ａ大调单簧管﹐曾有导演把她组合在《走出非洲》的画面里。梦幻极了﹐让人忍不住地轻轻嘟囔﹕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当然是美好的﹐能够胡里胡涂地活着更美好。有人感叹难得胡涂﹐胡涂当然是不容易的。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够抵达胡涂﹖除了老庄他们。
胡涂是混沌。老庄不让混沌开窍。慧能是个奇妙的例外﹐走出混沌﹐依然混沌。慧能始终站在语言的平面之外。
论者却是个俗人。刚刚胡涂了一下﹐又跌倒在语言的平面上。语言是个多么缠人的家伙﹐纔下眉头﹐又上心头。
在河的两岸行走的确不容易﹐就像哪支歌里唱的﹐你走得多辛苦。
但历史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非说不可么﹖不说又如何﹖说了是白说。白说也得说﹖不说白不说。真有点死乞白赖。
一阵风过﹐好象在张罗听众。庄子见列子有了许多听众转身就走。那个列子就是御风而行的列子。列子开讲﹐听众如风。列子与风孰为先﹖先有言说还是先有听众﹐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又一阵风过﹐孩子们在奔跑。风与孩子孰为先﹖
酒杯﹐空的﹖
假如孔子第三次走进那条河流﹐情景会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已然掉在了这条河流里。最后一眼看见的天空，居然是草绿色的，象一种服装，更象蒙德里安的一片色块。
其实并不会饮杯﹐不过是想借酒而论。
其实也不算是论﹐这个“论”字总让人想到学术。
人说一喝酒就得论英雄。好在这个论者的酒杯是空的﹐所以不定非得拿英雄来下酒。
一个亮晶晶的空酒杯﹐举起来﹐照见了人们常说的历史。这历史好象确实没有年代﹐但歪歪斜斜地写着的﹐就是“吃人”俩个字？
看看手里的空酒杯。
没有文字。历史不是由文字来书写的。文字里的历史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推开窗子﹐看一眼空空荡荡的贝赛街道。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了中文写作。不是说好了不再使用现代白话文的﹖已经与朋友达成共识﹕暴力语言是用刀枪说话的行为方式﹐语言暴力是把语言变成刀和枪。现代白话文早已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于是对自己承诺﹐放弃现代白话文写作。
让语言回到没有暴力的年代﹐那年代没有历史。历史从来就是个可疑的家伙。
走在贝赛的街道上。车辆沙沙而过﹐互不相扰。一个美国男子也在漫步﹐但他走在马路对面。同样的不紧不慢。
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写过的一句话﹕在河的两岸同时行走。一面论今古﹐一面上计算机。河的这一边是象形文字﹐河的那一边是拼音文字。
很想朝对面走着的拼音文字招招手儿﹐可又怕打搅他人的宁静。还是对自己说一声哈啰吧。哈啰﹐活得怎么样﹖哈啰﹐一团乱线好象理出了头绪。彼岸的那个就这么回答此岸这个。
几乎同时走到街道尽头﹐拼音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象形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此刻﹐历史仅在于这么一点点区别上。
要是拼音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象形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呢﹖这﹐是完全可能的。
人本来是活在可能性里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才被推入历史。也有自己掉进去的。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写作﹐是不是又重新掉进了历史。
经过一块清馨的芳草地时﹐曾站下做过一次深呼吸。这当然不定管用。
还是做个旁观者。旁观自己﹐也旁观历史。观者的方式是观照的方式。观照是全息的﹐观照消解文字﹐观照让历史从文字背后走出来。
观照直抵心灵。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心灵的观照是什么时候被遗忘的﹖
走到一条岔路口。这里有很多条路交叉﹐宛如无数种可能性﹐各自通向不同的远方。其中一条叫做乌托邦。
突然想起不知多少年前﹐在一个不今不古的城市里﹐撞见一个胡同﹐标号﹐干棉花。
乌托邦让人想起思想家﹐干棉花提醒人们温饱。人们早已习惯了用头脑编造历史﹐或者凭感官胡涂乱抹欲望﹐然后声称这就是历史。哲学家总结说﹕恶是历史的杠杆。暴动家补充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思想家在火车头上如此标画历史﹕石器﹐铁器﹐蒸汽机。算不算计算器﹖计算器时代的人们﹐还会相信这样的历史么﹖据说这样的历史以吃饭穿衣为基础。
吃个汉堡包吧。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交响乐进入了最后的乐章。一路听着拉赫马尼诺夫﹐一面在中文写作和英文试题之间徘徊不已。要么左右为难﹐要么左右逢源﹐两者必居其一。
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
酒杯是空的。刚刚读过的小说﹐却让人感觉象是喝了杯烈酒。开始还以为是杯清茶。作者以心命名﹐可见不是个为感官和头脑所苦之人。在一块不可能长出花草的土地上﹐一支鲜花竟然从墙缝里悄悄地绽放了出来。如泣如诉。有人说象肖邦的钢琴﹐宛如晶莹的晨露。
现代白话文曙光初现﹐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作家笔下。
清晨的阳光﹐让人充满希望。空气也格外新鲜。但是﹐被文字覆盖的历史﹐却如何重见天日﹖
孔子编历史还知道应该小心翼翼﹐司马迁却因为身体受到了伤害﹐一气之下﹐把历史扔进了文学的想象。编历史开始了说故事的传统。后来又从这传统里生出了演义。自从有了演义﹐司马迁靠边了﹐孔子因为微言大义而成了微言大义。
春秋是什么意思﹖
谁都不知道。大家不约而同地溜进《三国演义》﹐这里当然要轻松多了﹐就象躺在妓院里一样。妓院和《三国演义》都是出自男人的需要﹐解决男人的问题。中国男人在网络上交流嫖妓﹐跟《三国演义》说书人的口气一模一样。
美人﹐江山﹐想变得伟大的男人毕生追逐。江山如此多娇﹐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于是揭竿而起﹐于是安定团结﹐颠来倒去无非就是为了这个。与其说是历史规律﹐不如说是权谋心计。
从演义里来﹐到演义里去。
酒杯是空的。历史是空的。
历史可以变成空间。闵可夫斯基的坐标轻轻一转﹐转出了爱因斯坦的四维时空。
历史没有长度﹐历史只有变化。空间的距离﹐有时仅仅是因为视力的问题。当然还有光线问题﹐比如硝烟弥漫﹐比如云雾缭绕。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当然不是光线问题。
到了美国的汉唐人﹐再爱汉唐的也不得不承认﹐天空是人家的蓝﹐月亮也是人家的圆。这﹐绝对是光线问题。
历史没有长度﹐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仅仅一步之遥。就象二颗美丽的星辰。
历史真的没有长度。翻过去是前朝﹐翻过来是今朝。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页而已。就那点权谋﹐竟然被夸张成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还会有二十七史么？应该不会有了。
历史的确没有长度。从孔子到曾国藩﹐不过是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同一个地点。
喜欢孔子。在老子眼里也许天真了﹐在庄子看来过于入世。但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老庄是前者﹐孔子是后者。到了曾国藩﹐变成不得不为。就象苏格拉底﹐那杯毒药是不能不喝的。想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得具备喝毒药的勇气。地藏菩萨说得更彻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年﹐领袖和精英只要有一个站出来喝毒药﹐历史就会不一样。在马克思收到的死亡报告上﹐陈列着的全都是年轻无辜的生命。一个领袖都没死，一个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由此成了在下永远的痛，一如美国从来就是在下永远的爱。
一群孩子在阳光下欢天喜地地奔跑﹐蓝天白云﹐无忧无虑。孔子是个大孩子﹐只是他奔波得风尘仆仆﹐奔波得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往往是孩子在成长的标记。
第二次走进河流时﹐孔子已经长大了﹐改名曾国藩。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时空坐标微微一转﹐人物场景便别有洞天。谁能想到﹐当年周武王的失之毫厘﹐到了秦始皇竟然差之千里。这也是伯夷叔齐之所以不食周粟的原因。
伯夷叔齐早就看到了。
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坐标﹐是个美丽的坐标。它的美丽在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最多只能想见三维坐标在空间里的转动。这已经相当优美。《伊里亚特》中的海伦就是一个三维坐标﹐她美在人们的想象里。
许多历史学家的不幸﹐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地生活在平面上。
整个人类的不幸﹐在于不得不使用语言。语言是平面的。再优美的语言也是平面的。
维特根斯坦说﹕在无法言说的事物面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老子出关时被逼着才写下《道德经》。
从三维递进到四维。人类的全部努力﹐只是想提升一个维度。
这才是历史。这才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互相残杀不是历史。一帮人推翻另一帮人﹐更不是历史。
酒杯是空的。在三维世界里装满的酒杯﹐到了四维世界里就空掉了。
历史是空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人类滞留在平面上﹐或者辗转在二维和三维之间。爱舍尔绘画里那条从二维向三维挣扎的龙﹐写照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什么叫做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什以叫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轻轻地﹐轻轻地转一转那个时空坐标﹐就会找到答案。
今天天气真好。但就是来得太突然。昨天还是冰天雪地﹐此刻怎么就赤日炎炎了﹖就在这里坐下吧﹐一片清馨的芳草地。
孩子们在奔跑。
仰面躺下﹐湛蓝的天空。翻过身来﹐一缕清香。草尖上还留着晶莹的露珠。肖邦的钢琴曲。音乐是四维的﹐甚至更高﹐更深邃。嵇康在临刑前选择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风度﹐这更象是一种出走方式﹐如同老子出关一样。西藏的一个喇嘛﹐在被红卫兵捉去批斗时﹐也是通过音乐出走的。喇嘛比嵇康还朴实﹐不是弹奏《广陵散》﹐而是坐在马背上唱歌﹐入定﹐走人。
肖邦的钢琴﹐也能让人出走？
躺在草地上感觉到的不是肖邦﹐而是莫扎特。莫扎特的Ａ大调单簧管﹐曾有导演把她组合在《走出非洲》的画面里。梦幻极了﹐让人忍不住地轻轻嘟囔﹕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当然是美好的﹐能够胡里胡涂地活着更美好。有人感叹难得胡涂﹐胡涂当然是不容易的。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够抵达胡涂﹖除了老庄他们。
胡涂是混沌。老庄不让混沌开窍。慧能是个奇妙的例外﹐走出混沌﹐依然混沌。慧能始终站在语言的平面之外。
论者却是个俗人。刚刚胡涂了一下﹐又跌倒在语言的平面上。语言是个多么缠人的家伙﹐纔下眉头﹐又上心头。
在河的两岸行走的确不容易﹐就像哪支歌里唱的﹐你走得多辛苦。
但历史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非说不可么﹖不说又如何﹖说了是白说。白说也得说﹖不说白不说。真有点死乞白赖。
一阵风过﹐好象在张罗听众。庄子见列子有了许多听众转身就走。那个列子就是御风而行的列子。列子开讲﹐听众如风。列子与风孰为先﹖先有言说还是先有听众﹐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又一阵风过﹐孩子们在奔跑。风与孩子孰为先﹖
酒杯﹐空的﹖
假如孔子第三次走进那条河流﹐情景会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已然掉在了这条河流里。最后一眼看见的天空，居然是草绿色的，象一种服装，更象蒙德里安的一片色块。
前几天在新浪博客，找到李劼的博客“李劼的自言自语”，心里为之雀跃，久悬的心也终于放下。离开华东师大已经整整十年了，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与人世隔绝的状态里生活也整整5年了。特别怀念在师大度过的日子，最怀念的当是李劼。最初只是听说他去了美国，以后便音讯全无，只能在网络上找到他的旧文，聊以慰怀。新浪博客性能不太好，在firefox下很慢，ie下好一点，我注册了新浪以后就没有用它。浏览李劼的博客，感觉又回到了他的课堂，梦呓般的自言自语，让人一下子进入本真的状态，无所顾忌地沉醉在文学和文化的狂欢之中。
听了李劼整整一年的课，上的是欧美文学，用英语上。李劼的英语语音不太准确，用语却极为讲究，我花了好久才适应。那时候他给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其中有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的“苦月亮”，我们在真正的电影文学里徜徉。我还记得每节课放电影时，教室里静悄悄的，绝对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王光又从李劼那儿借了很多录像带（当时还很少见到VCD），其中包括“红白蓝”，“辛德勒的名单”。王光比我高一届，好多关于李劼的事情我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
每一堂课，都会让我惊讶，惊讶于他对文学和文化的洞穿，惊讶于在这样的洞察力下却纯白得没有瑕疵的纯粹与本真，惊讶于他似火山般的源源不断的能量。长期的传统教育形成的文学观念在火山中迅速瓦解，一年时间太短，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新观念就没有机会向他请教，所以我根本不敢妄称是他的学生。这几年通过网络读了他不少的文章，在李劼的文字世界里领受阳刚之气的滋养，不再那么徘徊。中国的文学所缺的就是这种阳刚，处处是名利的阴霾，到处是虚假的眼泪、矫揉造作的笑容，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会大笑，不会痛哭，没有冲动，成为一个个精神太监，在权力和尊严的夹缝里无所是从。
李劼不精致，甚至拒绝精致，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有时像一个小男孩，有点顽皮。他的纯粹接近天使，他的真实接近魔鬼；慈悲时有弥勒心肠，怒目时有金刚面孔，我找不出单个词可以比喻他。
找到李劼，我找回了一度失去的精神源泉，哪怕不从事文学，心田也不会干涸。
听了李劼整整一年的课，上的是欧美文学，用英语上。李劼的英语语音不太准确，用语却极为讲究，我花了好久才适应。那时候他给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其中有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的“苦月亮”，我们在真正的电影文学里徜徉。我还记得每节课放电影时，教室里静悄悄的，绝对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王光又从李劼那儿借了很多录像带（当时还很少见到VCD），其中包括“红白蓝”，“辛德勒的名单”。王光比我高一届，好多关于李劼的事情我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
每一堂课，都会让我惊讶，惊讶于他对文学和文化的洞穿，惊讶于在这样的洞察力下却纯白得没有瑕疵的纯粹与本真，惊讶于他似火山般的源源不断的能量。长期的传统教育形成的文学观念在火山中迅速瓦解，一年时间太短，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新观念就没有机会向他请教，所以我根本不敢妄称是他的学生。这几年通过网络读了他不少的文章，在李劼的文字世界里领受阳刚之气的滋养，不再那么徘徊。中国的文学所缺的就是这种阳刚，处处是名利的阴霾，到处是虚假的眼泪、矫揉造作的笑容，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会大笑，不会痛哭，没有冲动，成为一个个精神太监，在权力和尊严的夹缝里无所是从。
李劼不精致，甚至拒绝精致，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有时像一个小男孩，有点顽皮。他的纯粹接近天使，他的真实接近魔鬼；慈悲时有弥勒心肠，怒目时有金刚面孔，我找不出单个词可以比喻他。
找到李劼，我找回了一度失去的精神源泉，哪怕不从事文学，心田也不会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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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两大措施而叫声好！ 凤凰淑女
原文链接
[u]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这是继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
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u]
以上两个好消息，着实是抓教育、落实教育经济政策的根本。免费读师范政策在经历了取消若干年后，又恢复了。看来中国的领导层的确是做实事抓落实的，在教育问题上，首先迈出了实在看得见的一步。
这个政策的恢复，将为山区和农村培养源源不断的良好师资力量，取代落后的山村小学中学教育师资力量和改变教育落后的局面指日可待，全民提高教育该不是一句空话，从源头上开始培养免费的师资力量，他们在契约化管理下，有为国家作贡献的义务。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根本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建立一个有强大文化科技知识，有公民意识的国家。教育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应该是百丈高楼从地起的地基作用，地基稳固，则国家公民素质提高，否则就落后。而普及教育的根本，在与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国家能够落实教育师资队伍的免费培养，无疑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从源头上保证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看到这些根本性的好处，所以我要为这些教育经济政策大声叫好，非常赞成国家做出的这个决策，让人看着高兴。
记得前苏联有一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说的是国家派下农村的一个女教师，在艰苦的山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她满头白发的时候，得到了国家勋章。那电影给我印象深刻，似乎记得，那位女教师是国家公务人员，赋有国家普及教育的使命，待遇也是国家发薪水。那部电影还非常主题地表现了前苏联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对民族强大的作用。
因此，我只想提出落实教育政策的一点其他看法，就是有了免费的师范培养教师新生力量是好事，但如何稳住教师队伍，这也是非常需要具体落实的问题，好的政策需要好的实施细则做保证，否则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无法湿润干涸的农村土地。有很多文章提出免费培养师范师资队伍的后续问题疑问，其实也不是空隙来凤。国家既然能够有魄力拿出大量的钱办教育培养师范生支援农村山村基层教育，更应该让这个政策成为一个真正惠民的教育持续政策，该给于被派往艰苦地方教学的老师相应的国家待遇，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和薪水，不能让他们被培养出来后到地方担任教育工作拿不到工资无法生活，师资队伍就会流失，这对国家总体提高全民族文化的大局是很不利的。
另外，对国家免费培养的人才采用契约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有人对这点提出疑问，这是没有道理的，现代社会讲的就是契约化，自由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离不开契约化管理。因此想免费享受师范培养的人，必须和国家签订相关契约，并遵守契约，这是个双方自愿的契约，没人逼着你去读免费师范，但你既然签订契约，就该认真遵守。有人对这个表示不满，说“免费师范？看起来挺美”。是啊，看起来很美的事情，是必须要以遵守契约为前提的。国家和单位免费培养大学生，不光是师范一项，据了解还有定向培养的国防生以及其他特殊需要的行业，都是由契约管理，读书人自愿签订合同后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为该单位企业服务。
另外，新加坡有一种留学方法也是这样的，高中二年级就可以考出去，由新加坡国家提供全免费的教育，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该企业工作六年。
中国人在欢呼教育逐渐恢复免费读书的过程中，却发现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吃，那些荒谬提出“市场经济下不能对人再进行束缚”的人应该习惯于契约化管理模式，这样的奇谈怪论在国家逐渐习惯于实行契约化管理制度下，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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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这是继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
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u]
以上两个好消息，着实是抓教育、落实教育经济政策的根本。免费读师范政策在经历了取消若干年后，又恢复了。看来中国的领导层的确是做实事抓落实的，在教育问题上，首先迈出了实在看得见的一步。
这个政策的恢复，将为山区和农村培养源源不断的良好师资力量，取代落后的山村小学中学教育师资力量和改变教育落后的局面指日可待，全民提高教育该不是一句空话，从源头上开始培养免费的师资力量，他们在契约化管理下，有为国家作贡献的义务。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根本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建立一个有强大文化科技知识，有公民意识的国家。教育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应该是百丈高楼从地起的地基作用，地基稳固，则国家公民素质提高，否则就落后。而普及教育的根本，在与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国家能够落实教育师资队伍的免费培养，无疑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从源头上保证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看到这些根本性的好处，所以我要为这些教育经济政策大声叫好，非常赞成国家做出的这个决策，让人看着高兴。
记得前苏联有一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说的是国家派下农村的一个女教师，在艰苦的山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她满头白发的时候，得到了国家勋章。那电影给我印象深刻，似乎记得，那位女教师是国家公务人员，赋有国家普及教育的使命，待遇也是国家发薪水。那部电影还非常主题地表现了前苏联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对民族强大的作用。
因此，我只想提出落实教育政策的一点其他看法，就是有了免费的师范培养教师新生力量是好事，但如何稳住教师队伍，这也是非常需要具体落实的问题，好的政策需要好的实施细则做保证，否则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无法湿润干涸的农村土地。有很多文章提出免费培养师范师资队伍的后续问题疑问，其实也不是空隙来凤。国家既然能够有魄力拿出大量的钱办教育培养师范生支援农村山村基层教育，更应该让这个政策成为一个真正惠民的教育持续政策，该给于被派往艰苦地方教学的老师相应的国家待遇，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和薪水，不能让他们被培养出来后到地方担任教育工作拿不到工资无法生活，师资队伍就会流失，这对国家总体提高全民族文化的大局是很不利的。
另外，对国家免费培养的人才采用契约化管理，是非常必要的。有人对这点提出疑问，这是没有道理的，现代社会讲的就是契约化，自由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离不开契约化管理。因此想免费享受师范培养的人，必须和国家签订相关契约，并遵守契约，这是个双方自愿的契约，没人逼着你去读免费师范，但你既然签订契约，就该认真遵守。有人对这个表示不满，说“免费师范？看起来挺美”。是啊，看起来很美的事情，是必须要以遵守契约为前提的。国家和单位免费培养大学生，不光是师范一项，据了解还有定向培养的国防生以及其他特殊需要的行业，都是由契约管理，读书人自愿签订合同后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为该单位企业服务。
另外，新加坡有一种留学方法也是这样的，高中二年级就可以考出去，由新加坡国家提供全免费的教育，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该企业工作六年。
中国人在欢呼教育逐渐恢复免费读书的过程中，却发现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吃，那些荒谬提出“市场经济下不能对人再进行束缚”的人应该习惯于契约化管理模式，这样的奇谈怪论在国家逐渐习惯于实行契约化管理制度下，可以休矣。
一、检讨概说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暗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
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 “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
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漫衍，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一、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的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 (
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极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二、儿童检讨。一位现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朋友对我说起她在“文革”中也做过检讨，我很惊奇。她说她小时候在幼儿园参加大扫除，另一班的小朋友来向她借扫帚，她不借，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幼儿园院长为了“以小见大”，树立典型，以利于在幼儿中进行“兴无灭资”的教育，便让她向全园小朋友做检讨。院长主持检讨会时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一条，倒很有“针对性”，真亏这位院长想得出。我的这位朋友说，她当时只有五岁，根本不懂什么叫检讨，站在台子上，吓得直哭，
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万般无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检讨，班主任说一句，她就跟着说一句，这样才把检讨做完。另有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席画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也是家长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三、检讨教材。教人如何写作各种文体的书籍并不少见，如《怎样写信》、《怎样写诉状》、《怎样写论文》、《怎样写小说》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怎样写检讨》这样一本书？起先我还以为这是笑谈，后来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儿转告我，说确有此书，作者是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当时此书因能“配合形势”而走俏一时，很多人在检讨时都曾翻阅参考过。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图书馆查找这本奇书，但久觅不得。后来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诉我该书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连忙又托友人与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无有此书了。但我相信此书绝不会绝迹，日后若能觅得，当是很宝贵的文物，可以珍藏在“当代政治运动史”的博物馆内。它的文物价值不但在于以它当年的畅销反证在那个黑暗年代里检讨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畅销说明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默认，成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种政治压迫的手段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四、代写检讨。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运动”、如“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代写检讨了，这是当年政治文化市场的一种奇特需求。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听来似是笑话，但确为当年实情。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明检讨者之多，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在美国我将
此事说给一位美国朋友听，在中国我说给一位年轻朋友听，他们都惊讶得目瞪目呆，说：“代写检讨也成了一种职业？那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代写检讨的“浮世绘”，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五、检讨专集。今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在此以前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汇集成册的，还有诗人邵燕样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此书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此外，一些个人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书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六、检讨模式。检讨书和八股文、试帖诗一样，都分别是中国文体的古今一绝。它们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规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个部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是：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试帖诗除了要求五言八韵等条件外，在结尾处还必须歌颂圣上，赞诵吾皇万岁；检讨书发展到“文革”的鼎盛时期，也必须在开头写上主席语录，如顶上悬剑，利刃逼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陈词滥调，通篇假话，借歌颂以表明士子的甘心为奴；被迫写成的检讨为了过关，乱戴高帽，也无真言，借认罪以表明臣民的
绝对忠诚。前者是帝王束缚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后者是为了使所有检讨者成为驯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两种结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认了既定的现实，丧失对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认了它的严肃性，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后者是检讨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运动一样，检讨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现出的那样。
三、检讨样本
且看检讨运动鼎盛时期的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952年4月 5 日《人民日报》）
“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我的检讨》 1952年3月 6日《光明日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地不靠拢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改订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和
劳务计划》 1958年2月 25日，转录叶永烈所编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l．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践，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邵燕祥《思想汇报》1969年3月2日，录自作者《人生败笔》一书）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郭小川《发言稿》1968或1969年，录自作者的《检讨书》）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那样的肉麻……这难道能责怪他们吗？该受谴责是那个集权制度！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
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弩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 四、拒绝检讨的马寅初
这使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议，却遭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猛烈攻击。在全国一片高分贝的围剿声中，马寅初竟然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真理，决不低头。于是陈伯达亲自到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煽风点火，组织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的校长办公室门口。与此同时，康生给理论界和报刊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学术批判已完全变为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仍然了无惧色，坚定不移，他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到了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仍在继续。庐山会议后，全国又再次掀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此时已对人口问题的争议多次表了态，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
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意约请马寅初谈话，力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希望着眼大局，写个检讨为好。
可马寅初还是一往无前，不为所动。他非但没写检讨书，反而写了篇《挑战书》，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的两篇“附带声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五、忍泪检讨的周恩来
很多没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政治迫害中都放弃了尊严，都屈辱地检讨？他们反复地追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申诉？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反抗？
这又使我想起了周恩来。他曾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多次就“反冒进”的“错误”检讨不迭，但毛泽东并不满意，还要他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检讨，并且毛对周还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他说：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录自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
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内政外交，纵横捭阖，极富谋略，不论资历、智慧、威望、魅力决不在毛泽东之下，竟然也不申诉、更不反抗，为求得过关，最后也只得忍辱负重，忍泪检讨，俯首听命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
再看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百折不挠，坚如磐石，甚至不惜以铁血来解决对内对外的难题，如此一个政治强人，也同样不申诉、不反抗，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面前也只得俯首帖耳，仅以一纸保证“永不翻案”的检讨来求得复出。
他们都是一国之内安全系数最高的领导人，也都如此束手就范，低首下心，更何况那些毫无安全保障的草民呢？
六、从不罪己的毛泽东
全中国很多人都做过检讨，毛泽东政治局的很多同事、甚至他身边最贴近的人如江青以及Z女士等也都做过检讨，唯独毛泽东本人没做过，至少没有像样地做过。1949年建国后，
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谓检讨是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天灾人祸，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对这巨大的失误有所交代，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这么两句，没了。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既不涉及错误事实，又不分析错误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别人那样地去深挖什么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了。这样的检讨要是换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无法通过的。更为惊人的是，他在“检讨”过后，林彪及时向他拍马屁，林彪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心中窃喜，立即赞扬，说林彪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这真是一出绝妙的双簧，所以你很难相信毛泽东上面那几句检讨是诚恳的。
毛泽东也确实大力提倡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曾说过：“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自已从不遵守这个规矩。王力说：“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惩罚以后，并不检讨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的事，…… 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他还喜欢让人写检讨。”可见毛泽东虽然雅好检讨，但总是对人不对己，是“喜欢让人写检讨”。
究其原因，除品质个性、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以及国际共运等原因之外，党内斗争的频繁
和残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80年历史上，凡是承认错误做过检讨的领导人，从陈独秀到胡耀邦都垮了台，或者再也不能当第一把手。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只有让自己永不检讨，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使之自惭形秽，唾面自干，才能支配和控制他们，才能确保自己手中的大权。说到底，让人检讨、自己不检讨都是对权力的极力维护。
古代封建帝王犯了错误，很多都下过罪己诏，著名的有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再如，大同元年，辽太宗攻灭后晋，回师黎阳渡口，也对侍臣罪己：“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据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远镇，三也。”不能不说这些皇帝的检讨是出自真心。
现代西方一些国家领袖犯了错误也能公开检讨。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暴露后，不得不上电视，面对全国百姓公开道歉。再如，约旦国王侯赛因，手下士兵射杀以色列无辜平民，便亲自会见受难者的家属，下跪请罪，终于得到谅解。这类事情在中国如同神话，绝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更无可能：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可能。
不论对毛泽东的功过几几开，无可否认的是他确实犯过很多也很大的错误，这在他去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已经部分地指明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生前既没像古代帝王那样下过罪己诏，也没像现代西方政治家那样公开检讨。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在所难免，毛泽东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死不承认，反而推委于人，让人去检讨。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他不做检讨，原来是怕亡国下台，一语道破。
其实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古代帝王之所以敢于下罪己诏倒是他们不怕亡国下台，因为他们非常笃信他们的权利是来自于“天”，君命神授，江山固
若金汤，所以犯了错，承认了，罪己了，皇位只会更加稳当，而不会因之丧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权利来自合法的选举，虽然他们一般也不愿意承认错误，但由于上下左右的监督系统极为严密和有效，当有证据表明他们有错之后，他们也还是不敢公开抵赖的。至于下台与否，还要看错误性质和认罪态度。就是下台也要依照一定的民主合法程序，并不是一有错误、一检讨就下台。即便真的下台，他们也不怕，可以到大学教书，可以当律师，可以做生意，还可以写回忆录卖大钱，并无后顾之忧。只有集权社会扮演一贯正确的领导人，才会有“检讨之时便是下台之日”的担心。正因为他们担心下台，所以才拒绝检讨，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树立一贯正确、始终英明的形象。这样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就势必个人独裁，势必制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倒也毫不讳言他的个人独裁，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的残暴史有定论，一个要“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导师怎能自比于这个暴君，并要超过他一百倍呢？是否已经超过，我想今后也会史有定论的。 (
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从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所顾忌，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丰厚的资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获得了无比的威望，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三大改造”的胜利使他在已经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的同时又享有支配全国经济资源的权力。“反右派”，致使党外鸦雀无声；“反右倾”，又让党内禁若寒蝉，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可以无法无天，任其所为了。
还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普适准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仍旧是封建专制的
土壤。民主只是口号，法制只是条文，连党内都没有民主，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有法律的保护，最后死于拘留地，老百姓又怎敢奢望民主，使自己免于法外的迫害？
政治资本的恶性膨胀，封建专制土壤的极力栽培，最终把毛泽东推向“神坛”。在毛泽东之后，已经没有那样的“天时地利”，更无那样的“人和”了，如果再想造神，东施效颦，那只能赢得身后的耻笑。
但检讨运动的阴魂并未随毛泽东一同逝去。只要集权制度不改，检讨运动就不会彻底消亡。因为控制思想的检讨运动是集权制度的伴生物。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暗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少有幸免者。
我所说的检讨。不是孔子的“见不贤则内自省”，也不是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些古之贤哲的检讨是自觉的，是无人胁迫的；他们的内省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功课，是他们正心育德的必需。
我所说的检讨，也不是真正犯了错误而应该做的那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被革命党人誉为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三大作风”之一，被视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革命胜利的好方法。
我所要说的检讨，是特指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在洗脑剖心的思想改造中，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运动中，在上纲上线的党内斗法中，即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而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的领导机关、向单位的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
这种检讨起先风行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
社会过来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少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检讨规模逐渐扩大，高潮迭起，到了“文革”，已是至矣尽矣！
五十年代的检讨运动本是针对知识分子，到了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全国近半数的农村干部也检讨起来，这是这些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经历。
1966年爆发的“文革”，一开始也是拿知识分子开刀，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后来便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员干部也大都戴了帽子、挂了牌子，纷纷做起了检讨。随着“文革”运动的越来越混乱和越来越荒唐，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持续不断的红色荒谬中，社会各个层面，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街道，全国上下全都被卷入这股恶浪滔天的狂潮。夏衍曾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 “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简明有力地概括了当时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节，每个人都是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棋手（旗手）所决定的。更荒谬的是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便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很可能你就被别人打倒。因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
一个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一个月后这个人也许自己在乖乖地写检讨。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即便是从不参加运动的人，哪怕是住在医院的病人，只要你嘴还能说，手还能动，也硬逼你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而“晚汇报”的内容当然是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所以“文革”中几乎人人都逃脱不了检讨的厄运。当时有句顺口溜：“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说的就是检讨的疯狂肆虐，使得人人自危。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曾有过那么多的检讨者，其人数不是一万，不是十万，不是百万，如果不是亿万，也至少是千万！中国是个“检讨大国”，这便使得检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广的现象。
二、检讨奇观
检讨在中国的极度漫衍，从下面的奇闻怪事中可见一斑。
一、检讨模范。辽宁诗人丁耶著有《检讨春秋》一文，说到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姜教授几次检讨都无法过关。这也是检讨运动的惯例，检讨者从无只检讨一次就过关的，总会说你避重就轻，总会说你半间不界，总要让你提高认识，总要叫你深挖根源，非要逼你检讨到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为止，才算过关。姜教授后经领导如此这般的启发和帮助，心有所悟，于是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颠倒黑白，硬把自己在白区写进步诗文检讨为“名利思想”，把投奔解放区检讨为“投机革命”，把认真教课检讨为“和党争夺下一代”，终于 (
被领导树立为检讨模范，并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这样的事例极非个别。在检讨的集体大竞赛中，谁越不实事求是，谁越会胡说八道，谁就越有可能过关并被树立为检讨模范。这时的检讨已经不在于事实的真伪以及如实的分析，而在于“表演”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虚伪性完全掩盖了真实性。
二、儿童检讨。一位现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朋友对我说起她在“文革”中也做过检讨，我很惊奇。她说她小时候在幼儿园参加大扫除，另一班的小朋友来向她借扫帚，她不借，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幼儿园院长为了“以小见大”，树立典型，以利于在幼儿中进行“兴无灭资”的教育，便让她向全园小朋友做检讨。院长主持检讨会时所念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语录》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一条，倒很有“针对性”，真亏这位院长想得出。我的这位朋友说，她当时只有五岁，根本不懂什么叫检讨，站在台子上，吓得直哭，
急得她的班主任也哭了。万般无奈，班主任只得一句一句教她做检讨，班主任说一句，她就跟着说一句，这样才把检讨做完。另有某幼儿园，一小朋友无心撕坏毛主席画像，被视为小反革命，被批斗，家长陪斗。做检讨时，也是家长说一句，孩子跟着说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精神上如此残害儿童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斗””洗礼，就接受了戕害灵魂的政治训练，这种非人道的兽性怎不积淀到我们民族的骨髓里，怎不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
三、检讨教材。教人如何写作各种文体的书籍并不少见，如《怎样写信》、《怎样写诉状》、《怎样写论文》、《怎样写小说》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怎样写检讨》这样一本书？起先我还以为这是笑谈，后来有位老先生托他的女儿转告我，说确有此书，作者是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当时此书因能“配合形势”而走俏一时，很多人在检讨时都曾翻阅参考过。我急忙托友人到上海多家图书馆查找这本奇书，但久觅不得。后来某出版社的周先生告诉我该书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但家在上海，其子也在，我连忙又托友人与其子接洽，但被告知他家已无有此书了。但我相信此书绝不会绝迹，日后若能觅得，当是很宝贵的文物，可以珍藏在“当代政治运动史”的博物馆内。它的文物价值不但在于以它当年的畅销反证在那个黑暗年代里检讨的猖獗，更重要的是它的畅销说明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默认，成为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一种政治压迫的手段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四、代写检讨。在检讨极盛时期，如“思想改造”、如“反右”如“四清运动”、如“文革”那些年代，几乎在中国每一城镇邮局门口那些代写书信的捉刀人都与时俱进地扩大了经营范围，代写检讨了，这是当年政治文化市场的一种奇特需求。据亲历者说，代写检讨都明码实价：普通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两角，保证能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听来似是笑话，但确为当年实情。代写检讨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文盲尚多，同时也说明检讨者之多，以至代写检讨供不应求，生意兴隆。检讨书比家信价格要高，也正说明检讨书在当年的奇货可居。在美国我将
此事说给一位美国朋友听，在中国我说给一位年轻朋友听，他们都惊讶得目瞪目呆，说：“代写检讨也成了一种职业？那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业？”代写检讨的“浮世绘”，表现出了在悲剧爆发之前的那种常见的社会荒诞。社会越是荒诞，就越是能酿造人类的大悲剧。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证明了这点，中国的“文革”再次证明了这点。
五、检讨专集。今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书名就叫《检讨书》，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在此以前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汇集成册的，还有诗人邵燕样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此书也大量实录了作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和《检讨书》同一性质。此外，一些个人文集，也附录了不少检讨书。如罗隆基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书收录了《我的初步交代》。王造时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收录了《我的检查》等九篇检讨性质的文字。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一书共460多页，检查交代材料就占全书的四分之三。这些曾被打入另册的作者所写的另类文字从另一角度极为真实地为历史提供了心灵磨难的铁证；其史料价值之高，不仅因为“此书只有中国有”，还因为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从自由思想者被迫蜕变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彻底毁灭了。愚昧、专制、血腥的“文革”的爆发，是历次非知识、非文化的检讨运动的必然。
六、检讨模式。检讨书和八股文、试帖诗一样，都分别是中国文体的古今一绝。它们都有公式化的模式。八股文的一定之规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共八个部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是：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改正措施，也大致“八股”。试帖诗除了要求五言八韵等条件外，在结尾处还必须歌颂圣上，赞诵吾皇万岁；检讨书发展到“文革”的鼎盛时期，也必须在开头写上主席语录，如顶上悬剑，利刃逼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陈词滥调，通篇假话，借歌颂以表明士子的甘心为奴；被迫写成的检讨为了过关，乱戴高帽，也无真言，借认罪以表明臣民的
绝对忠诚。前者是帝王束缚天下士子思想的工具，后者是为了使所有检讨者成为驯服工具。任何事情一旦模式化，便有两种结果，一是令人麻木，默认了既定的现实，丧失对它的批判性；一是令人好笑，否认了它的严肃性，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后者是检讨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像任何模式化了的政治运动一样，检讨也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像如今已表现出的那样。
三、检讨样本
且看检讨运动鼎盛时期的几份检讨：
“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952年4月 5 日《人民日报》）
“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我的检讨》 1952年3月 6日《光明日报》）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原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第18期《新华半月刊》）
“我犯罪的另一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地不靠拢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改订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和
劳务计划》 1958年2月 25日，转录叶永烈所编的《我的当场答复》一书）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l．这一周，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重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于自己的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罪行，正是这两个光辉文献所一再严正批判过的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实践，读起来分外亲切，仿佛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江青同志，就站在我的面前，批评我、斥责我，促我觉悟。我惭愧，我痛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只有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可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邵燕祥《思想汇报》1969年3月2日，录自作者《人生败笔》一书）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深切感到，革命群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眼神，对我都有无限督促和鞭策的力量，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诗人郭小川《发言稿》1968或1969年，录自作者的《检讨书》）
以上的检讨者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民主人士、或是诗人作家，他们都是有学问、有思想、有个性、有品格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的为反专制、反独裁、保障人权、捍卫民主奋斗过，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你很难相信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出自他们之手，那样的卑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可怜，有些词句甚至是那样的谄媚、那样的肉麻……这难道能责怪他们吗？该受谴责是那个集权制度！
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
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弩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的内心巨大痛苦。
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阵，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 四、拒绝检讨的马寅初
这使我想起了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这本是非常重要的提议，却遭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猛烈攻击。在全国一片高分贝的围剿声中，马寅初竟然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真理，决不低头。于是陈伯达亲自到马寅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煽风点火，组织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的校长办公室门口。与此同时，康生给理论界和报刊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学术批判已完全变为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仍然了无惧色，坚定不移，他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到了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仍在继续。庐山会议后，全国又再次掀起“反右批右”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此时已对人口问题的争议多次表了态，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
严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意约请马寅初谈话，力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希望着眼大局，写个检讨为好。
可马寅初还是一往无前，不为所动。他非但没写检讨书，反而写了篇《挑战书》，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的两篇“附带声明”，其一便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二是拒绝周恩来对他的“劝降”，他说：“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环视宇内，有谁能像马寅初先生这样有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有傲雪凌霜的无畏精神！
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历次检讨运动中，都低下了他们本应高贵的头颅，都弯下了他们本应不屈的双膝……
五、忍泪检讨的周恩来
很多没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政治迫害中都放弃了尊严，都屈辱地检讨？他们反复地追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申诉？你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反抗？
这又使我想起了周恩来。他曾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多次就“反冒进”的“错误”检讨不迭，但毛泽东并不满意，还要他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检讨，并且毛对周还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他说：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录自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
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内政外交，纵横捭阖，极富谋略，不论资历、智慧、威望、魅力决不在毛泽东之下，竟然也不申诉、更不反抗，为求得过关，最后也只得忍辱负重，忍泪检讨，俯首听命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
再看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百折不挠，坚如磐石，甚至不惜以铁血来解决对内对外的难题，如此一个政治强人，也同样不申诉、不反抗，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面前也只得俯首帖耳，仅以一纸保证“永不翻案”的检讨来求得复出。
他们都是一国之内安全系数最高的领导人，也都如此束手就范，低首下心，更何况那些毫无安全保障的草民呢？
六、从不罪己的毛泽东
全中国很多人都做过检讨，毛泽东政治局的很多同事、甚至他身边最贴近的人如江青以及Z女士等也都做过检讨，唯独毛泽东本人没做过，至少没有像样地做过。1949年建国后，
他的唯一的一次所谓检讨是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天灾人祸，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对这巨大的失误有所交代，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这么两句，没了。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既不涉及错误事实，又不分析错误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别人那样地去深挖什么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了。这样的检讨要是换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无法通过的。更为惊人的是，他在“检讨”过后，林彪及时向他拍马屁，林彪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心中窃喜，立即赞扬，说林彪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这真是一出绝妙的双簧，所以你很难相信毛泽东上面那几句检讨是诚恳的。
毛泽东也确实大力提倡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曾说过：“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自已从不遵守这个规矩。王力说：“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惩罚以后，并不检讨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的事，…… 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他还喜欢让人写检讨。”可见毛泽东虽然雅好检讨，但总是对人不对己，是“喜欢让人写检讨”。
究其原因，除品质个性、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以及国际共运等原因之外，党内斗争的频繁
和残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80年历史上，凡是承认错误做过检讨的领导人，从陈独秀到胡耀邦都垮了台，或者再也不能当第一把手。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只有让自己永不检讨，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使之自惭形秽，唾面自干，才能支配和控制他们，才能确保自己手中的大权。说到底，让人检讨、自己不检讨都是对权力的极力维护。
古代封建帝王犯了错误，很多都下过罪己诏，著名的有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再如，大同元年，辽太宗攻灭后晋，回师黎阳渡口，也对侍臣罪己：“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据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远镇，三也。”不能不说这些皇帝的检讨是出自真心。
现代西方一些国家领袖犯了错误也能公开检讨。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暴露后，不得不上电视，面对全国百姓公开道歉。再如，约旦国王侯赛因，手下士兵射杀以色列无辜平民，便亲自会见受难者的家属，下跪请罪，终于得到谅解。这类事情在中国如同神话，绝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更无可能：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可能。
不论对毛泽东的功过几几开，无可否认的是他确实犯过很多也很大的错误，这在他去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已经部分地指明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生前既没像古代帝王那样下过罪己诏，也没像现代西方政治家那样公开检讨。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在所难免，毛泽东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死不承认，反而推委于人，让人去检讨。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他不做检讨，原来是怕亡国下台，一语道破。
其实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古代帝王之所以敢于下罪己诏倒是他们不怕亡国下台，因为他们非常笃信他们的权利是来自于“天”，君命神授，江山固
若金汤，所以犯了错，承认了，罪己了，皇位只会更加稳当，而不会因之丧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权利来自合法的选举，虽然他们一般也不愿意承认错误，但由于上下左右的监督系统极为严密和有效，当有证据表明他们有错之后，他们也还是不敢公开抵赖的。至于下台与否，还要看错误性质和认罪态度。就是下台也要依照一定的民主合法程序，并不是一有错误、一检讨就下台。即便真的下台，他们也不怕，可以到大学教书，可以当律师，可以做生意，还可以写回忆录卖大钱，并无后顾之忧。只有集权社会扮演一贯正确的领导人，才会有“检讨之时便是下台之日”的担心。正因为他们担心下台，所以才拒绝检讨，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树立一贯正确、始终英明的形象。这样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就势必个人独裁，势必制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倒也毫不讳言他的个人独裁，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的残暴史有定论，一个要“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导师怎能自比于这个暴君，并要超过他一百倍呢？是否已经超过，我想今后也会史有定论的。 (
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从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所顾忌，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丰厚的资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获得了无比的威望，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三大改造”的胜利使他在已经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的同时又享有支配全国经济资源的权力。“反右派”，致使党外鸦雀无声；“反右倾”，又让党内禁若寒蝉，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可以无法无天，任其所为了。
还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普适准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仍旧是封建专制的
土壤。民主只是口号，法制只是条文，连党内都没有民主，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有法律的保护，最后死于拘留地，老百姓又怎敢奢望民主，使自己免于法外的迫害？
政治资本的恶性膨胀，封建专制土壤的极力栽培，最终把毛泽东推向“神坛”。在毛泽东之后，已经没有那样的“天时地利”，更无那样的“人和”了，如果再想造神，东施效颦，那只能赢得身后的耻笑。
但检讨运动的阴魂并未随毛泽东一同逝去。只要集权制度不改，检讨运动就不会彻底消亡。因为控制思想的检讨运动是集权制度的伴生物。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 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而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经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 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 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一级的、县一级的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到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 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也来凑个热闹，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当。每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难怪，我们郴州人都把郴州官场笑称是中国最大的“乌纱帽批发基地”根据这几年来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宋甲武和曾锦春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
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了！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 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开会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而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 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余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 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 “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里打了。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呀，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交待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声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从以上种种案例中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 “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 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为了“培养”她，“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的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除了中国，别无所闻。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个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人，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的上台，不带污点的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的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 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 “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为自己的“耻”而被“双规”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着维系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上海百姓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的个别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 “非法”，这是目前最不得已的可行之法，是暂时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这怎么能彻底？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所以很多地方其实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这能反出个什么吗？
腐败其实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机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 “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所以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 “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才不至于陷于权力斗争的这样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世法则。我相信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并非不懂，也许是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是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是考虑利弊的取舍，也许是怀有难言的苦衷，以至一时还无法开创新政。如果愿意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 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而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经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 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 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一级的、县一级的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到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 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也来凑个热闹，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当。每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难怪，我们郴州人都把郴州官场笑称是中国最大的“乌纱帽批发基地”根据这几年来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宋甲武和曾锦春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
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了！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 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开会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而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 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余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 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 “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里打了。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呀，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交待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声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从以上种种案例中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 “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 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为了“培养”她，“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的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除了中国，别无所闻。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个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人，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的上台，不带污点的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的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 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 “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为自己的“耻”而被“双规”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着维系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上海百姓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的个别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 “非法”，这是目前最不得已的可行之法，是暂时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这怎么能彻底？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所以很多地方其实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这能反出个什么吗？
腐败其实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机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 “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所以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 “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才不至于陷于权力斗争的这样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世法则。我相信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并非不懂，也许是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是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是考虑利弊的取舍，也许是怀有难言的苦衷，以至一时还无法开创新政。如果愿意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采取维众的播放器，可连续播放多首音乐。加入的音乐比较乱，“HOTEL CALIFORNIA” 是经典的英语歌曲，现场录音版，效果很好；“江南好”则是长盛不衰的民乐经典，雨果发烧碟版；“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本来是新疆民乐，选自雨果公司的“新疆”，“绿蓑衣”和“江南”都是杨小琳的歌曲，这是一个典型的苏州姑娘，听着她的嗲声嗲气会让人骨头都酥掉；“一意孤行”是民乐鬼才刘星的作品，有一段时间到处都可以听到这首经典的Newage民乐，刘星给了我更多的喜爱民乐的理由；“风车”是班德瑞的作品，“流动的影”应该是邓伟标的得意之作，“出埃及记”是马克西姆的经典钢琴曲，至于“飞鼠溪”则是马修连恩的Newage作品。比较忙的时候我也打开博客，听听音乐。当然我喜欢的别人并不一定喜欢，如果您不愿意听，可以按停止按钮停掉它，也可以选听。我还是希望您能喜欢，我会再增加几首音质好的。
春天已经只剩下尾巴了。现在似乎很多人都喜欢旅游，也有人已经厌倦，我两者都不是。曾经很喜欢出去走走，走的却很少是景点。自然之美并不集中体现于某个景点之中，景点本身便是人化的自然，自己走走看看，未必非得去著名的景点，特别在春天，到处繁花，徜徉其间，感受伟大的造化之功和繁盛的生命奇观，只要不是在城市，哪儿都好。不带任何期盼去，却总可以带着满怀的惊喜回来。不喜欢去热闹的人文景点，游多了人文景点更会产生“名山虽好，不如卧而神游之”的感触。
我喜欢独自找个幽静的地方，放下心里的行李，心口相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CONTINUE##那是要在心物俱寂的感觉到来的时候，敞开自己的心扉，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所以只要做到“心无挂碍”，眼前的便是美景。记得第一次都周作人“苍蝇啊，正搓着它的双腿”的诽句的时候，感受到最多的是他的闲适，现在才理解这里的禅机。原来这种闲适是要在心灵得到完全的开放之后才有的。我不愿也做不到享受这种闲适，却也并不羡慕他，因为同样的物我两忘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我也爱热闹，到每个地方喜欢去农贸市场、商场或街道弄堂走走，看看那里的人，体会他们的生活，有活生生的人摆在面前，还有别的什么更让人感兴趣的么？在这种地方，我们会看到真正生活，看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或习俗，在真实中感受传统的力量。
实在不喜欢看似豪华，其实鄙陋的旅游。
我喜欢独自找个幽静的地方，放下心里的行李，心口相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CONTINUE##那是要在心物俱寂的感觉到来的时候，敞开自己的心扉，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所以只要做到“心无挂碍”，眼前的便是美景。记得第一次都周作人“苍蝇啊，正搓着它的双腿”的诽句的时候，感受到最多的是他的闲适，现在才理解这里的禅机。原来这种闲适是要在心灵得到完全的开放之后才有的。我不愿也做不到享受这种闲适，却也并不羡慕他，因为同样的物我两忘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我也爱热闹，到每个地方喜欢去农贸市场、商场或街道弄堂走走，看看那里的人，体会他们的生活，有活生生的人摆在面前，还有别的什么更让人感兴趣的么？在这种地方，我们会看到真正生活，看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或习俗，在真实中感受传统的力量。
实在不喜欢看似豪华，其实鄙陋的旅游。
离别
离人实难舍，
无语竟凝噎。
柔肠已寸断，
此去知几年？
朝起寒露眉宇间，
应兆今日别离愁。
清唇瘦颜相向寒，
黯然销魂在眼前。
山盟海誓今何在？
昔日闻人毁君言，
心下犹自抱狐疑。
而今相知情深重，
离恨绵绵默相对。
旧情已忘君心移，
痴心难了遇薄幸。
相逢应是多年后，
悄然无言泪满面。
附：原诗原译
When We Two Parted （《昔日依依别》
When we two parted 昔日依依惜别，
In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默无言；
Half broken-hearted 离恨肝肠断，
To serve for years， 此别又几年。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冷颊向愕然，
Colder thy kiss， 一吻寒更添；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日后伤心事，
Sorrow to this！ 此刻已预言。
The dew of the morning 朝起寒露重，
Suck chill or my brow 凛冽凝眉间－－－
It felt like the warning 彼时已预告：
Of what I feel now． 悲伤在今天。
Thy cows are all broken， 山盟今安在？
And light is thy fame； 汝名何轻贱！
I hear thy name spoken， 吾闻汝名传，
And share in its shame． 羞愧在人前。
They name thee before me， 闻汝名声恶，
A knell to mine ear； 犹如听丧钟。
A shudder comes o'er me 不禁心怵惕－－－
Why wert thou so dear？ 往昔情太浓。
Thy know not I knew thee 谁知旧日情，
who knew thee too well： 斯人知太深。
Long，Long shall I rue thee 绵绵长怀恨，
Too deeply to tell． 尽在不言中。
In secret we met? 昔日喜幽会，
In silence I grieve 今朝恨无声。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旧情汝已忘，
Thy spirit deceive． 痴心遇薄幸。 ??
If I should meet thee 多年惜别后，
After long years， 抑或再相逢，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 相逢何所语？
With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无声。
陈锡麟译，孙梁校 【评析】： George Gordon，Lord Byron（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英国诗坛上有争议的“怪人”和“浪子”。德国诗人哥德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
这首诗回忆了与爱人分别的情景和感受以及后来的心情。诗中，诗人情感真挚，毫不矫揉造作，真情动人。“In silence and tears”的重复，不仅使全诗前后照应，浑然一体，而且强化了过去和将来不会更改的气氛；另一方面，诗人运用了较短的诗节和众多的断开的句子，暗示出他的难以压抑的，无法平静的痛苦心境。
离人实难舍，
无语竟凝噎。
柔肠已寸断，
此去知几年？
朝起寒露眉宇间，
应兆今日别离愁。
清唇瘦颜相向寒，
黯然销魂在眼前。
山盟海誓今何在？
昔日闻人毁君言，
心下犹自抱狐疑。
而今相知情深重，
离恨绵绵默相对。
旧情已忘君心移，
痴心难了遇薄幸。
相逢应是多年后，
悄然无言泪满面。
附：原诗原译
When We Two Parted （《昔日依依别》
When we two parted 昔日依依惜别，
In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默无言；
Half broken-hearted 离恨肝肠断，
To serve for years， 此别又几年。
Pale grew thy cheek and cold， 冷颊向愕然，
Colder thy kiss， 一吻寒更添；
Truly that hour foretold 日后伤心事，
Sorrow to this！ 此刻已预言。
The dew of the morning 朝起寒露重，
Suck chill or my brow 凛冽凝眉间－－－
It felt like the warning 彼时已预告：
Of what I feel now． 悲伤在今天。
Thy cows are all broken， 山盟今安在？
And light is thy fame； 汝名何轻贱！
I hear thy name spoken， 吾闻汝名传，
And share in its shame． 羞愧在人前。
They name thee before me， 闻汝名声恶，
A knell to mine ear； 犹如听丧钟。
A shudder comes o'er me 不禁心怵惕－－－
Why wert thou so dear？ 往昔情太浓。
Thy know not I knew thee 谁知旧日情，
who knew thee too well： 斯人知太深。
Long，Long shall I rue thee 绵绵长怀恨，
Too deeply to tell． 尽在不言中。
In secret we met? 昔日喜幽会，
In silence I grieve 今朝恨无声。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旧情汝已忘，
Thy spirit deceive． 痴心遇薄幸。 ??
If I should meet thee 多年惜别后，
After long years， 抑或再相逢，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 相逢何所语？
With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无声。
陈锡麟译，孙梁校 【评析】： George Gordon，Lord Byron（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英国诗坛上有争议的“怪人”和“浪子”。德国诗人哥德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
这首诗回忆了与爱人分别的情景和感受以及后来的心情。诗中，诗人情感真挚，毫不矫揉造作，真情动人。“In silence and tears”的重复，不仅使全诗前后照应，浑然一体，而且强化了过去和将来不会更改的气氛；另一方面，诗人运用了较短的诗节和众多的断开的句子，暗示出他的难以压抑的，无法平静的痛苦心境。
总觉得失去太多，总觉得得到太少。忙忙碌碌各人门前雪自扫，我们在心里画地为牢。总觉得相知太晚，总觉得相聚太少。弹指一挥懵懂少年已变老，江水东逝去仍自滔滔。乌鸦反哺，舐犊深恩永难报；水长山高，知音难觅；鹊桥柔情，海誓山盟恨别离。人间事不如人意，少一点遗憾，多一点珍惜，明天在珍惜中成为今天。
握笔很有特色，运笔很细腻，初学者绝好的教材。看的时候请先停掉我的博客音乐（在右边的播放器）。
今天生日，从小就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生日活动，到了不需要庆祝生日的年龄，更无需那么矫情了。看着孩子天真的笑容，爱人殷切的目光，就过一次生日吧。
回想毕业的那一年，傅惠生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三十而立，到三十岁，家庭、事业乃至人生都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看看自己，现在仍然就像一片青萍，在岁月的长河里随波漂流，无所谓东南西北，更不辨春夏秋冬，真可以说是堕落。仍然不屑于低头乞食，不愿违背心愿，有点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每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维持着这点可怜的“原则”，不敢流连于器物之间，尽情于孤芳自赏。总觉得脚下的 不是实在的土地，而是浮苔，一步不慎便随波逐流。33岁，说不尽的徘徊。
温师院的赖学军老师曾经拿他的一个学生举过一个例子：这位学生因为开出租车，不敢认他这个老师。说实在，我的心里现在这样的自卑也在产生。现在很理解古人为什么混得不好就不敢回家乡，唉，那是衣锦还乡的情节在作怪啊。很多人在外挣了钱明知道不住还非要在家乡造个大房子，也是因为这个。这多少让我想到了苏秦，大多数的人都是附炎趋势的，人情如此。”悬梁刺骨“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值得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不在其中的。
回想毕业的那一年，傅惠生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三十而立，到三十岁，家庭、事业乃至人生都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看看自己，现在仍然就像一片青萍，在岁月的长河里随波漂流，无所谓东南西北，更不辨春夏秋冬，真可以说是堕落。仍然不屑于低头乞食，不愿违背心愿，有点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每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维持着这点可怜的“原则”，不敢流连于器物之间，尽情于孤芳自赏。总觉得脚下的 不是实在的土地，而是浮苔，一步不慎便随波逐流。33岁，说不尽的徘徊。
温师院的赖学军老师曾经拿他的一个学生举过一个例子：这位学生因为开出租车，不敢认他这个老师。说实在，我的心里现在这样的自卑也在产生。现在很理解古人为什么混得不好就不敢回家乡，唉，那是衣锦还乡的情节在作怪啊。很多人在外挣了钱明知道不住还非要在家乡造个大房子，也是因为这个。这多少让我想到了苏秦，大多数的人都是附炎趋势的，人情如此。”悬梁刺骨“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值得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不在其中的。
近日，虹桥职业技术学校为不符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学生统一发型的事件在乐清市引起争议，我有幸看到了一篇尚未发出的相关报道，其措辞与网络上对吴江青云中学为学生统一发型事件的报道几乎一模一样。我不想去猜测作者在行文上是否有抄袭的嫌疑，也不想为这件事去辩护。但我个人对这件事很有些看法，将它们写下来，与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们和从事教育的人们探讨一下。
首先，说说新闻稿。新闻应该报道事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我不反对报道新闻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然而这应该是在新闻得到客观的报道之后。就新闻而言，我不喜欢类似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样的新闻稿，那是在特殊年代的写法，与其说是新闻稿，不如说是战斗檄文。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可逆转进步到了重视公民个人权利的时代。对吴江中学为学生统一发型的事件的报道上，作者的措辞是很值得商榷的：”近日，苏州吴江青云中学颁布了一项‘剃头令’，校内所有‘不合格发型’的学生必须按照标准统一发型。该令发布后，学校特意邀请了校外的理发师来校操刀，200多名男生因此而修理了发型。”请注意，作者使用了“颁布”、“剃头令”、“操刀”一类带有主观色彩的词，让人想起一副对联：“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我们新闻记者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同时，却没有注意自己用词的分寸，这样的新闻稿，看上去维护了学生的权利，其实却是在践踏自己所要维护的东西，因为我们也在蔑视别人的权利。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读者对事实的获知，对新闻当事者不公，也是对新闻读者的不负责任。我不反对记者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那可以放在客观报道新闻之后，把道理讲清楚，哪怕是挖苦讽刺我也绝不反对。
其次，关于统一发型，现在学校里一些学生模仿自己的偶像将头发理成大人们眼中的奇头怪发，家长们看着难受，学校也认为不符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我注意到网络上的几种观点，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这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其二是认为统一剃头、统一发型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当然还有所谓的专家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论点，总的来说就是认为不应该留怪发，但学校应该加以引导，不应该用强制手段云云。
网络上赞成第一种观点的人居多，有人甚至把这种做法和满清时“留发不留头”的做法联系在一起，很有些动感情的意思。我想请你们想想，如果是成年人，在别的场合，比如演艺圈，而不是学校，这件事会引起争议么？毫无疑问，个人的选择应该尊重，别的话都是多于的。倘若这是在职场，比如被统一发型的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员工，你们还会要求饭店管理层要尊重员工个人的选择么？重点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每一个学生都有被尊重的权利，学校却有教育学生管理学生的责任。重点中的重点是，学校不但要面对单个学生，它还需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同时还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政策，这就让学校左右为难。“聪明”的学校的做法是沉默，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免去很多麻烦。其实统一发型事件是小事，其背后隐藏的是个别学生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与以传统价值观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学校真正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尊重学生。然而尊重学生就是简单的视而不见么？至少我们要帮助这些学生了解自己可能还很模糊的这种向往，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绝不能仅仅处理了发型问题或包容了发型问题就罢手。
赞成第二种观点的人更要不得。大到国家、政府，小到一个学校，都不应该仅仅为了自己管理上的方便忽视了“人”。我曾经见过一些很可笑的举动：口里喊着“人本主义”，做起事来却动不动一刀切。有统一发型做法的学校也并不全是为了管理方便的，因为这种做法得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拥护，这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不想就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我认为，只是为了管理方便而采取这项做法的动机，可以叫“其心可诛”，学校绝不应该为了方便去统一学生的发型，要知道每一个教育举措都深深地影响一些学生的一生。
看起来我的观点和所谓专家们的意见是如此的相似。我在一线教书，深深地体会到德育工作的困难，在方式的选择上讲起来如此容易，做起来那却是非常艰难。至少我接触过个别学生，面对错误，动辄以自杀相威胁，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在现在安全工作受到如此强调的今天，从事德育工作，真可谓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当我们遇上单亲家庭或隔代教育的问题学生。然而学校又不能没有纪律，学生也不能不给于一定的挫折教育，一个没有责任感、不懂的纪律、难以经受挫折的学生，他的一生是不会幸福的。专家们是不是应该多到一线指导工作，让我们的德育真正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首先，说说新闻稿。新闻应该报道事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我不反对报道新闻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然而这应该是在新闻得到客观的报道之后。就新闻而言，我不喜欢类似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样的新闻稿，那是在特殊年代的写法，与其说是新闻稿，不如说是战斗檄文。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可逆转进步到了重视公民个人权利的时代。对吴江中学为学生统一发型的事件的报道上，作者的措辞是很值得商榷的：”近日，苏州吴江青云中学颁布了一项‘剃头令’，校内所有‘不合格发型’的学生必须按照标准统一发型。该令发布后，学校特意邀请了校外的理发师来校操刀，200多名男生因此而修理了发型。”请注意，作者使用了“颁布”、“剃头令”、“操刀”一类带有主观色彩的词，让人想起一副对联：“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我们新闻记者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同时，却没有注意自己用词的分寸，这样的新闻稿，看上去维护了学生的权利，其实却是在践踏自己所要维护的东西，因为我们也在蔑视别人的权利。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读者对事实的获知，对新闻当事者不公，也是对新闻读者的不负责任。我不反对记者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那可以放在客观报道新闻之后，把道理讲清楚，哪怕是挖苦讽刺我也绝不反对。
其次，关于统一发型，现在学校里一些学生模仿自己的偶像将头发理成大人们眼中的奇头怪发，家长们看着难受，学校也认为不符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我注意到网络上的几种观点，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这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其二是认为统一剃头、统一发型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当然还有所谓的专家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论点，总的来说就是认为不应该留怪发，但学校应该加以引导，不应该用强制手段云云。
网络上赞成第一种观点的人居多，有人甚至把这种做法和满清时“留发不留头”的做法联系在一起，很有些动感情的意思。我想请你们想想，如果是成年人，在别的场合，比如演艺圈，而不是学校，这件事会引起争议么？毫无疑问，个人的选择应该尊重，别的话都是多于的。倘若这是在职场，比如被统一发型的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员工，你们还会要求饭店管理层要尊重员工个人的选择么？重点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每一个学生都有被尊重的权利，学校却有教育学生管理学生的责任。重点中的重点是，学校不但要面对单个学生，它还需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同时还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政策，这就让学校左右为难。“聪明”的学校的做法是沉默，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免去很多麻烦。其实统一发型事件是小事，其背后隐藏的是个别学生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与以传统价值观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学校真正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尊重学生。然而尊重学生就是简单的视而不见么？至少我们要帮助这些学生了解自己可能还很模糊的这种向往，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绝不能仅仅处理了发型问题或包容了发型问题就罢手。
赞成第二种观点的人更要不得。大到国家、政府，小到一个学校，都不应该仅仅为了自己管理上的方便忽视了“人”。我曾经见过一些很可笑的举动：口里喊着“人本主义”，做起事来却动不动一刀切。有统一发型做法的学校也并不全是为了管理方便的，因为这种做法得到了大多数家长的拥护，这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不想就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我认为，只是为了管理方便而采取这项做法的动机，可以叫“其心可诛”，学校绝不应该为了方便去统一学生的发型，要知道每一个教育举措都深深地影响一些学生的一生。
看起来我的观点和所谓专家们的意见是如此的相似。我在一线教书，深深地体会到德育工作的困难，在方式的选择上讲起来如此容易，做起来那却是非常艰难。至少我接触过个别学生，面对错误，动辄以自杀相威胁，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在现在安全工作受到如此强调的今天，从事德育工作，真可谓是步履维艰，尤其是当我们遇上单亲家庭或隔代教育的问题学生。然而学校又不能没有纪律，学生也不能不给于一定的挫折教育，一个没有责任感、不懂的纪律、难以经受挫折的学生，他的一生是不会幸福的。专家们是不是应该多到一线指导工作，让我们的德育真正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受着革命教育，却要面对市场经济；开始自己掏钱上大学，却要“自主择业”；为“居民户口”在学校里熬油灯，拿到了却马上一文不值；享受不到“单位分房”，却又不能集资建房；一切都要自己创造，却面临货币迅速贬值；传统超不过60年代生人，前卫超不过80年生人，遑论90生人。这是在变化中生长的一代，是忙于应付变化的一代，是作为体制的实验品一代，被前辈和后辈都鄙视的一代。
所幸我们没有丧失责任感，所幸我们没有失去原则，所幸我们还没有失去传统，所幸我们还有方向，我们还可以向前辈和后辈勇敢的宣布：我们是可以承担社会的建设主力的一代。
呵呵，也许是自我安慰吧。
所幸我们没有丧失责任感，所幸我们没有失去原则，所幸我们还没有失去传统，所幸我们还有方向，我们还可以向前辈和后辈勇敢的宣布：我们是可以承担社会的建设主力的一代。
呵呵，也许是自我安慰吧。
终于确定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喜欢花哨的界面，加上自己是个新手，能改到现在这个样子，还算满意，接下去就是专心写东西了。博客音乐用的是“琵琶语”，有点如泣如诉的感觉，我很喜欢，每天听上一回，感伤一下，呵呵，算是自作多情吧。导航栏“相册”、“论坛”两项内容还没有定义，今天累了，懒得动，明天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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